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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牛在线跑路了吗:西行漫记 | 万里边疆教育行

小牛在线跑路了吗: 发布时间:2019-09-29 作者:易鑫 来源:《中国民族教育》杂志

摘 要: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,本刊所属的中国教育报刊社于今年6月初启动“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·万里边疆教育行”(以下简称“边疆行”) 大型融媒体报道活动,分9路出发,深入全国9个陆上边疆省份: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内蒙古、甘肃、新疆、西藏、云南、广西。报道组走进一所所国门学校,与长期扎根边疆的教师面对面交流,体验他们在边疆的生活,感受边疆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。 本刊特邀报道组成员,倾情讲述他们的边疆行故事。有别于传统报道的宏大叙事,这是真心与真情浸润的行走体验。于行走间,记者们的思想与心灵也因为走近、贴近、亲近,而得到了净化与升华。透过记者们的笔触,我们仿佛身处一幅祖国边疆教育的伟大画卷,也由衷地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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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蓝的天空,洁白肃穆的雪山,庄严的界碑和国门,强烈的紫外线,高海拔带来的眩晕感及艰难呼吸,带着异域风情的褐色大眼睛,热情奔放的笑容,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”的洗脑旋律……回忆起3个月前的新疆采访,纷繁的画面如同洪水打开了闸门,轰然充斥到我的脑海中。

我所在的新疆组,任务是采访西陲第一校——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小学,以及帕米尔高原上的喀什市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(以下简称“塔县”)的教育发展变化,包含报纸的采写和新媒体的视频拍摄。带着第一次去新疆的兴奋,带着对国门景象的向往,带着对边境学校和教育的好奇,我充满期待地出发了。

质朴热忱的西陲人

尽管从他人的介绍和有限的地理知识中,对新疆之远——距北京近4000公里,新疆之大——占我国国土面积1/6,已有心理准备,但亲历后我才切身感受到新疆的幅员辽阔。

这一路,从喀什到吉根乡,再从吉根乡到塔县,最后从塔县回喀什,保守估计,有一半时间都在路上。尽管如此,我们的疲惫感却不强,因为大家一直保持高度的亢奋状态。

一方面是因为河山的壮美和辽阔。去往乌恰的路上,沿着笔直的公路行驶,仿佛一直行走在天边,直到连绵巍峨的群山浮现。到昆仑山和天山交界处,我们的精神振奋到了极点——黛色昆仑巍峨,驼色天山艳丽,乌恰县像一颗明珠,镶嵌在两大山系交汇的尽头。远古时代的地壳运动,是兴之所至的神妙之手,造就了这样震撼的奇观。

而去往塔县的路上,我们又感受到了仿若另一个世界的景观。绵绵延延无穷无尽的终年雪山,在阴晴不定之下,展露出粗狂、柔美、端庄、雄壮的千姿百态。有“冰川之父”美名的慕士塔格峰,云雾缭绕之下昭示着神秘和不可征服。积年的风吹过白沙湖,湖岸形成了一座美轮美奂的沙山。

另一方面是因为新疆独特的风情。这里比北京的东八区往西两个时区,太阳要到晚上10点多才落下余晖,喀什的街头甚至艾提尕尔清真寺广场,半夜 12点仍人流如织、灯火辉煌……这个时差让我们的时间感有点混乱,常常半夜一两点还在开会讨论工作安排,而早上仍然按正常时间开始采访和拍摄工作。

最重要的是,我们觉得,若没有饱满的精神状态,实在愧对这两地学校和教育部门的热忱配合。

在吉根乡小学,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校党支部书记张宝元。张宝元是汉族人,精瘦黝黑干练,整个学校在他的调度下井井有条。想请哪个班级的哪个老师或是哪个学生的家长来采访,他有求必应。涉及外出的采访镜头,他全程陪同,甚至早上 6 点多一起去山头拍日出。怕温差太大,拍摄的同事不适应,他暖心地给每个人都带了羽绒服,带同事去往最佳的拍摄山头。怕晚上往返乌恰县耽误时间以及不安全,他还专门给我们腾出几间教师宿舍,虽然条件简朴,但崭新的被褥带来的温暖,至今萦绕在我心头。

塔县同样如此。经过一整天车程,我们抵达塔县已是晚上8点多钟。到宾馆的会议室时,满满一屋人坐在我们的对面——应我们连夜开座谈会的要求,副县长谢华、教育局主要领导和相关负责人、部分学校的校长和幼儿园园长齐聚于此,静候我们的到来,有的甚至是从乡里赶来。从事先发来的资料中没有发现任何亮点的我们,在座谈会上抓取了大量信息:寄宿制学校建设和探索、学前教育的迅速发展、感情浓烈的爱国主义教育……正如塔县城乡寄宿制小学校长武建芳所说,塔县的教育闪光点像星星一样在帕米尔高原上闪烁。

浓烈的爱国情怀

每每讲到爱国,人们常常会觉得有所拔高,或者大而空。而在这两个采访地,我们却亲身感受到了边疆教育者对祖国浓烈、坦诚、直白的爱。

乌恰县吉根乡是祖国西陲第一乡,百姓以柯尔克孜族为主。吉根乡小学是西陲第一校,紧邻77号界碑。站在界碑处,可以清晰地看见吉尔吉斯斯坦的哨所。

塔县是全国唯一的塔吉克族自治县,99%的人口都是塔吉克族。一县对三国,整个西半部县界都是国界,接壤的3个国家,分别是塔吉克斯坦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。

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肩负着同样的责任和使命。在采访的过程中,我们也亲耳听到了同样动人的故事。

在吉根乡,76岁的布茹玛汗·毛勒朵无人不知。她从19岁起,就踏进了海拔4290米的冬古喇嘛山口,成为一名护边员,在巡边路上行走8万多公里,相当于7个长征路;为了守护边境,她在边境线上埋设了200多块刻有“中国”字样的碑石,石头上的每个字上都留下了她虔诚的吻痕……

在塔县,一家三代护边的故事广为流传。上世纪60年代,巴依卡的父亲就开始在红其拉甫一带放牧巡边。到了70年代,老父亲身体不再允许频繁地跋山涉水,年轻的巴依卡便踏上了巡边护边的道路。在这条蜿蜒在帕米尔高原至喀喇昆仑的冰山雪岭中,冬天风雪肆虐,夏季洪水汹涌,随时伴随泥石流、暴风雪、冰雹和雪崩,但他一走,便是30余年。2008年,56岁的巴依卡又将接力棒传给了儿子拉奇尼。在去红其拉甫采访的路上,我们偶遇正带着一队护边员巡逻的拉齐尼,他和巴依卡一样,皮肤晒得黝黑,但神情坚定。

在吉根乡小学,小牛在线跑路了吗:每个学生都亲耳聆听过布茹玛汗·毛勒朵讲的故事。张宝元说:“生在边境,长在边境,孩子们有责任了解怎样守护边境。”学校还和乌恰县边防七连结了对,经常带着学生们去连史馆参观,或者请连里的官兵来学校讲守边故事。

中国教育报刊社“边疆行”新疆报道组与当地师生合影。易鑫 供图

在塔县,大部分学生都到过巴依卡的家中,参观他自己整理出的爱国护边展室。塔县常常组织学生参加红其拉甫边检站开展的“警营开放日”活动,还借助与中亚多国接壤、边境线长、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富集的优势,充分挖掘红色资源,开发出了一条集历史文化、国防教育于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“红色走廊”。

在塔县的座谈会上,塔县第二幼儿园园长迪力加马丽小声而激动地说:“我们塔吉克族人世世代代爱国,感谢中国共产党,让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教育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!”她的普通话并不是很标准,但在那样静谧的会议室里,这样的表达让人感到真诚而心潮澎湃。

在两地的学校文化建设中,爱国主义的特色也尤为突出。如塔县第二幼儿园,园长迪力加马丽十分用心,设计的园徽是向日葵,背景是解放军战士,意寓边防战士的守护。走廊文化中,处处是教师手工制作的长城、天安门,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扇子、十二生肖、青花瓷、饮食、服装等。

我对幼儿园的孩子们接受这些的程度有所疑问,迪力加马丽很自信地说“:我们将这些内容渗透到社会、语言、艺术等各个领域,由浅入深,循序渐进。”

我最不能忘怀的,是她说:“我们要让娃娃们知道,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不是白来的。”说这话时,她走在幼儿园的走廊里,在熟悉的环境里,她侃侃而谈,全然不像座谈会时的紧张和羞涩。

对民族教育炙热的爱

吉根乡,平均海拔3000米。塔县,平均海拔4000米。两地的特点都是高寒缺氧,山高路远,缺少绿植。我曾去拉萨采访,那里的海拔在吉根乡与塔县之间,但拉萨南部有一条河面宽阔、水量充沛的拉萨河流过,为拉萨增加了湿润度。而吉根乡和塔县,终年干旱。强烈的紫外线,带给在这里生活的人们黝黑的皮肤和打眼的高原红。三四千米的高原,则带给他们心脏病、高血压等高原病。在塔县,据说当地人的平均寿命不到60岁。

我的心里一直有个疑惑,如果说柯尔克孜族人和塔吉克族人留在这里是依恋自己的家乡,那么在两地学校见到的那么多内地来的老师,他们又是为了什么?

在塔县,我见到了寄宿制小学校长武建芳,短头发,黑色西装,十分干练。聊得深了,她笑着告诉我,她是为了爱情来的。因为当年丈夫要来塔县工作,她就跟着上来了,这一晃,就是十几年。最近,她丈夫正因为高原病在喀什住院。

讲起这些,武建芳云淡风轻,寥寥几句带过。但是讲起寄宿制小学的故事,她又滔滔不绝。讲起2008年寄宿制小学刚刚建起来的时候,孩子们的状

态给教师们带来的窘况,她十分激动,连比带画。

印象深的是她讲的三个故事。

故事一:学校第一次发香蕉,孩子们咬了一口,都说不好吃,扔了“。为什么?因为他们生活在大山深处,没见过香蕉,直接连皮吃了。”老师们急了,爬上桌子,给孩子们演示怎么剥皮,怎么吃香蕉。

故事二:办学一年下来,校长老师们吃惊的是,学校在换玻璃上花了 3 万多块钱。“为什么?因为孩子们小时候只玩过扔石头的游戏,到了学校,没事的时候接着扔石头,瞄着玻璃扔,他们完全没有‘这是在破坏公物的意识’。”

故事三:学校食堂炒了菠菜,孩子们都挑出来扔了。“他们说这是草,是牛羊吃的,人不能吃。他们在牧区几乎没有见过蔬菜。”

怎么办?

武建芳说,那时候老师们白天上课,下了课组织孩子们吃饭、睡觉,又当老师又当保姆。晚上全部住在学校,前两年没有半夜2点以前下过班。有的低年级孩子小,晚上想家睡不着觉,一个哭了整个宿舍都跟着哭。“我们抱着孩子哄,有时候心疼,跟着一起哭。”武建芳笑着回忆,眼眶却悄悄红了。

而现在,这些来自牧区的孩子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不再随地大小便,不再悄悄溜出学校,见人变得有礼貌,学会收拾垃圾,理想变得丰富多彩。

在操场上,记者问孩子们长大想做什么,“律师”“舞蹈家”“科学家”……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回答。

“要是10年前问这个问题,他们还都说是放羊呢。”武建芳笑着说。

武建芳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我们去采访的前两天,一位老人在校门口转了两天,说要见校领导。

武建芳去见了他,因为语言不通,请了翻译才明白,这个73岁的塔吉克族大爷巴地·白给克想给学校捐3000块钱“。我一问,他也不是退休干部,还在拿低保,怎么能要他的钱?但他说什么也不肯,最后我和他商量半天,让他捐了1000块钱。”

武建芳深受感动,在学校的六一庆祝会上,她专门加了一个环节,把巴地·白给克大爷请去作了简短的发言。“这里的老百姓很重视教育,很支持我们。”武建芳说。

为什么能坚持留在这里,武建芳没有给我正面的回答,但她对孩子们的变化所体现出的发自肺腑的喜悦,让我感受到了她对塔吉克族教育、塔吉克族孩子浓烈而炙热的爱。

从学校出来后,塔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双语办主任木拉阿比甫·夏夏告诉我们,武建芳的脑血管也有问题,但一直没有去医院进一步确诊。

对于为什么愿意留在这里,最终吉根乡小学党支部书记张宝元给了我一个答案。他说:“我们有80%的学生家里有亲人在护边,在保家护国,我们有责任照顾、培养好他们的孩子。”我肃然起敬。

(作者系中国教育报记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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